郑州文革武斗和“文攻武卫”口号（一）
——原河南二七公社“火指”负责人袁庾华专访
袁庾华口述李素立采写并整理1
访谈时间：2013 年12 月24 日下午预访，
2014 年3 月21 日、4 月23 日下午和晚上。正式访谈。
访谈地点：袁庾华家
受访人：袁庾华
主访人、整理者：李素立
访谈方式：录音、笔记
主访人的话：
袁庾华，湖南湘乡人，1946 年生，初中未毕业，到郑州肉联厂作学徒工。文革中成为河南全省的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的重要骨干，也因文革政治问题四次入狱，累计被囚十数年。1989 年出狱后经商，并经常到全国各高校去讲学。在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版，P63—65）一书中，袁先生被称为近来“引起公众注意”的一位“老左派”。海内外多家媒体称其为“毛派思想家”。
一年前，笔者在“郑州思想沙龙”认识了袁庾华先生，有了采访他的机会。对过去的经历，袁先生思路清晰，侃侃而谈。虽然对他的一些观点笔者并不赞同，但他在文革中的“造反”及武斗经历还是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更令笔者大感意外的是，文革中家喻户晓、文革后“臭名昭著”的口号“文攻武卫”，袁先生说是他先提出来，并经江青首肯的。 那么它是怎么提出来的？又与郑州武斗的发生、发展和结束有什么关系呢？他的叙述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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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稿经袁庾华审订、补充、修改——李素立。
一、从“二月黑风”到“5.4惨案”，腥风血雨的郑州
李：您能不能谈一下文革当年郑州武斗的完整过程？
袁：概括地谈几个典型事例吧，主要是我个人亲历的。
河南的文革造反是从郑州大学开始的，代表人物是其学生党言川。“河南二七公社”是河南、郑州七十二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后成立的。河南保守派当时宣传的“民谣”：“‘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党言川当队长，一二三打砸抢”。“ 牛鬼蛇神”是指造反派批了“血统论”后，吸收了许多“出身不好”、“犯过错误”的人参加自己的组织。“打砸抢”是他们反咬一口，但是，我们也确实有过打砸抢，是他们逼的。
我参加的“二七公社”筹备会议，曾争论过“公社”的名称，因为毛主席否定了上海造反派夺权后的政权机构用“人民公社”的名称，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但是，我们只是群众组织，参加筹备会议的大多数代表赞成用“二七公社” 的名称，以继承四十多年前“二七”大罢工的革命传统。
1967年2月7日，河南“二七公社”成立大会在市体育场召开。由于“二七”派控制的《河南日报》社正在被“河造总”（原来是造反派，这时已“投降”省军区）围攻的吃紧，我不得不暂时中断大会发言程序，调动一部分队伍随我去加强报社的守卫力量。这时，争夺中的双方靠的是“人海战术”，也有肢体冲突。那些日子，包括除夕之夜，我和战友们都是在风雪弥漫的报社外度过的。
17日中午，我又组织一支“二七”派中学生队伍潜伏进八中——其大门当时在纬三路上，正对着报社后门，——准备黄昏时冲过“河造总”的封锁，增援报社内的守卫力量。将近黄昏时，省军区广播车来宣读周恩来要军队接管报社的指示。我亲自看了电报，签了字，通知“二七”派撤出报社，《河南日报》自此也落入“河造总”之手。第二天才知道军队却乘机抓了我们的人。为此，在“公社”内部我还受到别人的指责。
19至20日，军警介入河南省纺织机械厂和郑州印染厂两厂之间一场并不大的冲突，又一次只抓了我们造反派，仅“二七”派印染厂“八一”就被抓了237人。那天下着小雨，一辆辆军车，荷枪实弹，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当时，我站在金水路上亲眼目睹这一切，在路的上空，悬挂着二七派的七中“8.16”和省一技校“造反大队”的草席横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未干的油墨汁随雨滴下……这一切，今天仍历历在目！
接着是国棉二、四、五厂，电缆厂等，开始了全市、全省的大逮捕。
3月6日，河南省军区召开有15万军民参加的大会，宣布“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布告一早上就贴出来了，我们在粮食学院嵩山路和伊河路交岔口西南角那个楼，召开“二七公社”扩大会议。主持公社工作的杨锡淼 （“13所”，即海军研究所的技术员，党员）提出要主动开除“郑大联委”以保留“二七公社”。我和郑州铁路局的郑建国（工人）等人则坚决反对，我们认为“二七公社”是以“郑大联委”为首，开除“郑大联委”，就不存在“二七公社”了。双方正激烈争论时，武装游行的军队已经包围了我们，学生带领我们突围出去了。
二三月间，全省各看守所、拘留所关满了我们造反派。来自全国各省的消息也全是造反派被抓、被宣布非法，甚至被屠杀（指青海西宁“2.23事件”）。我压力很大，精神几近崩溃。3月18号我也被抓到省看守所，由于“客满”，又被转移到拘留所。用省委候补书记纪登奎后来对中央汇报中的话说：这时的形势是“把‘四大民主’变成了‘大镇压、大逮埔、大登记、大请罪’，把这场文化革命变成了‘镇反运动’”。
在中央击退了“二月逆流”（ 我们当时称之为“二月黑风”）后，毛主席批示了军委十条和关于处理安徽问题的五条，取消了军队随意抓人、随意宣布某个群众组织为非法组织的权力。《人民日报》4月2日还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指出：“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3月，“首都红代会”重又杀回河南支持“二七公社”，“二七公社”战士也纷纷走上街头！
军区被迫在各地大批放人，但还留了一些造反派的头面人物，如党言川等人。“二七公社”的群众就在市公安局对面的二七纪念堂门外静坐，4月30日开始绝食（李注：《河南省大事记》P200说是5月3日）。5月1日，“二七公社”在省体育场召开大会后，数万人游行声援绝食。5月4日，全国有40多个解放军单位对河南局势发表联合声明声援“二七公社”。
同日，省军区组织十万人游行，新老保守派的工人、农民，拿着省军区运来的棍棒、锄头、铁锨，砖头到二七纪念堂清场，大打出手，造成了有名的“5.4惨案”。
1984年，一本当年保守派组织重要头头杨全志的会议记录被发现，其中记录了包括“5.4”和下面还要谈的其他武斗事件，省军区是如何策划指挥他们的。这8册会议记录被戏称为《出土文物》，并送达胡耀邦手中，其原件已在中央纪委存档。
二、“5.26惨案”：“我们中了埋伏”
此时，我本人不在河南。
我是4月2日出监后去北京上访并串联的。那时的中央接待站很热情，安排的吃住条件都很好，住是不要钱的，吃饭没有钱可以先借支（别人用我的介绍信借支的钱，直到1973年中央信访部门还来函向我催要）。 人很多，仅我住的白石桥中央党校的主楼就有好几千人之多，来自全国各地各种观点，工、农、商、学、干，各种成份都有。还有大量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问题。
河南开始绝食后，江青办公室就打电话给“二七公社”住京联络站，劝我们做工作不要绝食、要爱惜身体。我们也觉得在河南的同志太激进啦！“5.4”后，经联络站动员，在京的“二七公社”人员大都立即回河南。一进郑州，看不到一个人戴“二七”袖章，街上到处是手持棍棒杀气腾腾的保守派武斗队，十分恐怖。其一个联络员，也是我肉联过去的一个朋友叫夏震的在二七广场见到我说：“我只要喊一声，你是‘二七公社’的，马上你就没命了！”我说：“你喊啊！”他说：“不管咋说，看在朋友份上，你赶快躲起来，你们‘二七公社’完蛋了！”据统计，5月5日以来，被打砸血洗的“二七”派组织有23个。
我们回来前，“二七公社”一个管组织工作的叫薛建生（农学院学生），为避免更大的损失，搞了一个疏散通知，让大家赶快离郑，投亲靠友。我们从北京回来后，联系了大约有几千人，5月8日第一次走上街头，喊的口号是：“只要打不死，还要干革命”！我们很快恢复了组织。在有些学校、单位还占了优势，逐渐建立了一些宣传阵地。也不断遭到对方的武斗袭击。他们就是不让我们说话（宣传）！
1967年5月26日中午，郑州一中“红旗”等中学“二七”派把我们的死对头、河南军区政委何运洪的家抄了。也是在这前后，“二七”派的七中“8.16”等擒获了省公安厅厅长王一鸣。省“公安公社”是河南保守派“十大总部”的核心组织，也是军区镇压“二七”派的主要打手。但王一鸣一直到中央把他带走审查之前，我们没有任何人打骂他。
下午，“二七公社”在河南省体育场召开批判何运洪的2万多人大会。期间，杨锡淼来电话说我们在国棉六厂的“解放楼”被包围了，很吃紧！要求我们组织游行队伍去声援一下。我们从市区东部的省体育场，步行去西部棉纺路最西头的国棉六厂声援。在这次游行队伍中，打头阵的叫“二七近卫军”，是市区西南的中专技校“二七”派组成的准武斗集团，但没有武器，也只是鼓号什么的，显得齐整。
傍晚，游行队伍全部进入棉纺路后，各个工厂汽笛突然响起来了，扑天盖地的铁块砖头打向我们。接着，一辆大卡车冲进来，当场撞死5人，伤80多人。保守派的各个武斗集团从厂里冲出来大打出手。我和任延庆（在河南文革中影响仅次于党言川的郑大学生）原来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指挥，发现中埋伏后，就掉转过来，赶快往回撤。这时，杨锡淼带着烟草研究所十几个人骑车赶来，让我带着这十几个人赶快去省军区，要求他们来制止武斗。我们在省军区门口被保守派堵住围攻，一直到快天明了，我才翻墙突围出来。
27日早上，从河南医学院，到郑大，我看到各个房间连走廊上都是伤员。这就是有名的“5.26事件”，伤了至少几千人。到28日，在医学院的重伤员中，又牺牲10多人。
李：哦，伤了几千人，死了有多少啊？
袁：死了恐怕至少有十五、六个人。
第二天早上，（有人）看见独立二师（也就是现在的武警河南总队）师长，带着他的卫兵，从国棉三厂出来，卫兵臂上都戴着一块白毛巾，被群众截住。大家当时都认为，这位师长就是“5.26事件”的总指挥。
5月27日，我和郑大的学生李长杰商量后，赶快通知各个单位，在二七广场人民银行前集合几万人，开始游行示威。在我们“二七”派的队伍中第一次出现了棍棒等武斗器械。从二七广场到省军区，在省军区门口砸了它的大字报栏。然后，在七中大操场上我领着大家宣誓，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同一天，为抗议“5.26事件”， 郑州铁路局机务北段的“二七”派“八一革联”宣布罢工了！他们听说北京著名的学生领袖韩爱晶来郑州了，就邀请他去。我陪同韩爱昌一起去机北，分别代表“二七公社”和“首都红代会”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韩是参加西安交通大学革委会成立大会后路过郑州的，一路上，韩对我谈了他在西安的许多见闻，其中西安有一个中学的造反派老是挨打，他们提出一个“文攻武卫”的以口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我们那些常在公社工作的同志（当时组织很松散，跟现在的志愿者差不多），在开日常会议时，我说，昨天韩爱晶讲那个口号，现在很适合我们，我们是不是把它也作为自己的口号，我们也得武装保卫自己，不然，我们一个个阵地都被他们夺去了，连命都保不住了，更不要说胜利了。杨锡淼认为，这是极左口号。这个口号和争论传出去后，“公社”各个部门都在讨论，也有人提出“文攻武守”。
三、 “5.30惨案”后，“我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
5月30日，在省军区领导和省、市公安厅局的保守派头头的组织和直接指挥下，全城拉警报大戒严（这是郑州解放后第一次），“十大总部”、“河造总”集中全部力量，分工攻击我们六个主要据点，就是宣传广播站。其中12万（李注：《河南省志·大事记》、《河南省大事记》等书说5万）人围攻国棉六厂大楼。从下午开始，他们放火烧，使用大型吊车、推土机撞，六部消防车喷射含有烧缄、六六六粉和硫酸的高压水柱，什么手段都用尽了，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攻陷了！还有大石桥露天剧场等据点也被他们攻下！保守派甚至当场活活打死几个被他们审讯的“二七”派骨干，把几百名“二七”派伤员俘虏押往农村劳改。而且，有关他们还要将武斗进一步升级的情报不断传来。
5月31日中午，在郑州大学文科楼西头阶梯大教室召开“二七公社”（扩大的）紧急会议。
杨锡淼做了报告，他强烈谴责省军区和保守派对我们血腥镇压，另一方面也轻描淡写地检查工作不力。大家对杨锡淼的工作不满。我和几个人发言，严词批评公社五月份的工作：首先是逃跑主义搞疏散通知，然后是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我在发言中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接下来的发言，都否定五月份“二七公社”的领导工作，赞成这个口号。郑州印染厂一个姓詹的造反派头头，点名要我组建一个新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得到会议的鼓掌通过。这就是当时“大民主”的民主程序。
由我组建的这个新班子，名为“火线指挥部”（简称“火指”）。这是“二七公社”第二届领导班子。第一届班子比较松散，大多不脱离本单位组织。这个“火指”基本上是全职的，也是“三结合”的。一是“二七公社”的代表，另外两方面是首都和外地造反派来支持我们的代表和全国军事院校赴豫调查团的代表。“火指”建立时的成员有（按我当时签发的通行证排序）：任延庆、杨锡淼、省体训班教练单长春、袁庾华、粮食学院学生邱玉洲、农学院学生任其芳、医学院学生李胜先、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人郑家声、机校女学生高和平、郑大附中学生李xx。外地和军校的代表不固定，其中比较活跃的是清华大学学生鲁梦铭、空军002部队的学员王翔等人。
李：您是第四把手？
袁：是我组阁的,。以任延庆为首, 杨锡淼相当于“博古”，也是为了公社领导班子的连续性。单长春曾任解放军“八一”自行车队教练，已40岁，任延庆22岁，我21岁，后来才知道单比我们还单纯。倒是27岁的郑大学生孟庆远被称为党言川的军师，在“公社”负责情报和保卫工作，也是“火指”的实际核心人物。还有不常在郑州的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滑正本对我们的思想影响也比较大。郑大学生高树勋的“火指”动态部（文革中，群众组织的情报部门统称为动态）接纳了一批表态支持“二七”的省、市领导干部，但他们对“火指”没有起什么指导作用。